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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子追忆文革:父亲曾被诬陷为逃兵

  1. 添加时间:2019-10-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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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尽管造反已“当然有理”,尽管“革命”已成为“真理”的标准,但自“文革”爆发以来,对运动的阻力一直存在。

  在运动一步步扩大和深入的同时,更多的人在更多的问题上对运动的方向、方式乃至立论提出了疑问。这场运动,虽由亲自发动,虽有、两大势力鼎力支持,但是,种种阻抗和抵制还是顽强,新的混乱不断发生。

  这一切,究其根本,是由发起“文革”这一错误事物的立意自身造成的。但却认为,阻力的产生,根子还在刘、邓,认定党内有一小撮以刘、邓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他认为,在一个时期内,这条资本主义路线差不多取得了统治的地位,并且直到现在,在党内还有市场。为了保证“文革”顺利进行,一定要彻底扫除一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。

  10月9日开始至28日,召开中央工作会议,再次批判以刘、邓为代表的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。

  尽管这次会议由亲自召开,但在一开始,参加会议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,还是表现出了他们的“迟滞”,表现出“很不理解”和跟不上形势。正如所批评的那样,“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”。

  不久,“文革”大员们出马了。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发言,讲了洋洋六大条,在历数“文革”丰功伟绩之后,即点名批判刘、邓,说:“刘、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,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。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,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,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。”地位显赫的在结论性的讲话中,除极力宣扬“文革”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外,指名攻击刘、邓执行了一条“压制群众,反对革命的路线”,并说“在一个短时期内,刘、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”。康生等“文革”诸将也纷纷发言,一片批判叫嚣之声,使会上充满了火药气味。

  会上,邓在二野时的老部下、公安部长谢富治一马当先跳出来,首先批邓。他说:“邓在人们的印象中,是一个三十年‘一贯正确’的形象,在党内有很大影响,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,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。”陈伯达重点批邓,说邓是错误路线年代起,对邓旧账新账一起算。发言,信口雌黄地说邓曾经与四野争功,并阴险地诬蔑邓在历史上(指红七军时期)是逃兵,妄图给邓加上有历史问题的罪名。25日,在听取会议汇报时,也表示了对邓的不满。说,邓耳聋,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;说邓从来不找他,从1959年以来,六年不向他汇报工作。

 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,也就是25日,作了正式讲话。他说,这次会议,“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,做政治思想工作”,解决“思想不通”的问题。他讲了发动“文革”的原因,是他以前过于信任人,在中央搞了一线、二线后,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,他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,推行不了。对于运动本身,则不无兴奋地说:“时间很短,来势很猛。我也没有料到,(北大的)一张大字报一广播,就全国轰动了”,“一冲,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”,“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”!

  在全会初期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,对派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,说“是,是恐怖,这个恐怖来自中央”,并明有所指地说:“牛鬼蛇神,在座的就有。”还用典型的“文革”方式写下了那张著名的“我的大字报”——《炮打司令部》,其中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,实行资产阶级专政。大字报虽未点名,但其矛头所指昭然若揭。

  会议从此开始了对、“错误”的揭发和批判。各路“文革”大员,从派工作组运动起头,倒溯1962年以来中央一线工作的种种“错误”,一一尽数,罪责刘、邓。其间讲话,指责刘、邓运动,是方向问题,是路线问题,是错误路线。会议批判所得结论,是在为首的党中央之外,另有一个以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。

  全会的最后,根据提议,临时增加一项议程,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。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。虽由原来的第七位变为第六位,但实际地位下降。而则扶摇直上,排位升至第二,成为唯一的党中央的副主席,并且取代,站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。

  原来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和,此次会议后,实际上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。

  在会上接受批判的同时,父亲有时还必须要到一些学校去参加运动、参加群众集会和回答问题。以前,对于“文革”,他曾说是“老革命遇见新问题”而表示不理解。在受到批判后,他的不理解就更深了。他虽沉默,虽无语,但对于运动,特别对于中央文革一班人马的猖狂和造反派的愚妄,心存厌恶。有时,在群众场合,他还不顾所处逆境,为自己,甚至为他人,申明正义。8月2日,他被通知到人民大学参加师生员工大会,有学生递条子问关于“二月兵变”的事情。明知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谣加罪贺龙元帅的一个阴谋,明知在场的有陈伯达等中央文革诸大员,他还是直言回答:“已经查过了,没有这回事。”并说:“告诉你们,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,我也调不动!”从这仅有的几句辩词中,完全可以体会到他当时心中的愤懑。他想为他的老同志老战友辩解,但这时的他,已是人微言轻,有口难辩了。

  十一中全会结束后,决定,由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。会议原定继续批判,但、等人认为,已实际打倒,目前的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,于是将会议批判的矛头指向。他们不但刻意组织人员批邓,还亲自出马,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。

  父亲在会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诬蔑性的批判,心里一定是不平静的。回家后他虽什么也没说,却夜不能寐。母亲看见他卧室的灯深夜不熄,便去问他:“三点多了,怎么还没睡?”父亲告诉母亲:“今天晚上开会已经从批转向给我提意见了。”母亲问:“谁批你?”父亲只说了一句:“军队的人。”父亲不再多言,母亲也不敢多问,只安慰地说:“快睡觉吧,不然明天开会起不来了。”父亲知道,这次批判后,他的“错误”的性质,不再只是派工作组“”群众,而是连历史在内新账旧账一起算了。

  会后,父亲被迫停止了工作。他将一部分原来由他分管的中联部、中调部等工作交代给康生,说:“我的工作交给你,我不能工作了。”

  父亲为人,本来就沉默少言。运动爆发以后,开始是由于处理运动突发事件而忙碌不堪,后来则因“犯了错误”停止了工作,话就更少了。此时,父亲参加的会议和活动越来越少,在家里也只是看一些送来的文件。

  我们几个孩子,在各自的大中学校里参加运动,一直都很少回家。批判工作组以后,我们虽然知道在此问题上父亲犯了“错误”,但对于他所面对的真实处境并不了解,仍各自忙于运动。

  8月初,一些中学贴出“老子英雄儿好汉,老子反动儿混蛋——基本如此”的对联,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“血统论”的大辩论。我所在的组织持支持对联的立场,但大姐邓林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则持反对态度。记得那时各组织为辩论对联,昼夜奔忙于各学校的辩论会场。刚刚吵吵闹闹地在音乐学院辩论完毕,各路队伍又转移到美术学院。由于观点不同,我和大姐两人几乎对立起来。那时夜已很深,我用美院辩论会现场外的公用电话给妈妈打电话,征求她的意见。记得当时妈妈很急地说:“对联是错的!你不要和姐姐辩论,赶快回家!”妈妈的口气很重,一再重复:“这是爸爸说的!”当时,我很不高兴地遵从了父母亲的决定,事后明白过来以后,才万幸听从了他们的训示。

  8月18日,在“庆祝大会”上号召“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”。从20日开始,北京首先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“破四旧”运动,并迅速波及全国。小将们走出学校,“杀向社会”,整个社会顿时为“红色恐怖”所笼罩。这场为害至深的“革命”运动,由副统帅亲自号召发起,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怂恿煽动下愈演愈烈,发展到大抄家、大揪斗、大破坏,以至打死人。无数年轻幼稚的小将“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”,盲目而又狂热地卷入了这场疯狂的“革命”行动。我的父母亲此时已感到事态的失控,他们把在中学的我和我的弟弟叫回来,关在家里,不许出去,明确告诉我们不许参加任何抄家揪斗行动。那时,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对父亲的不利状况已有所察觉,便都听话地闭门不出,有的学织毛衣,有的学装收音机,有的整日在家抄写毛主席语录。家中的平静,使我们远离了外界的狂躁。直到现在,念及于此,我们仍十分感激父母亲在关键时刻对我们的严格和管束。

  “”这个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,在整个社会上已经闹得天翻地覆,去掉刘、邓的阻力后,运动便以更加猛烈的势头向前发展。

  8月18日,身着军装,佩戴袖章,在接见百万。至11月底,在京共八次接见一千一百多万人次。在的亲自支持下,运动更加如火如荼,迅猛发展。

  疯狂的“破四旧”运动余音未了,又开始了全国范围的“革命大串联”。在的号召下,小将身着时兴的旧军装,乘着免费的火车汽车,开始了数以千万人次计的全国范围“大串联”。运动的狂飙开始冲击社会的各个角落,造反的烈焰燃遍神州大地。

  造反运动从学校波及全社会,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,对工农业及各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,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,社会的混乱和矛盾进一步加深。同时,由于各组织的认识和观点不同,产生了严重的派别分化。各派各组织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辩论和明争明斗。运动至此,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,沸沸腾腾,真正达到了革命预言家“天下大乱”的“理想”境界。汽车前照灯一般由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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